作者：火车 http://movie.mtime.com/134537/reviews/7359571.html

    “《甄嬛》一出，秒杀其他宫斗剧”的网上评语是否意味着该剧超越了一般宫斗剧的格局和意义？《甄嬛传》真是一出美仑美奂的宫廷历史剧、优质女人的个人奋斗史、甚或女性职场圣经吗？

一、爱情、亲情、友情的异化

    爱情的本性最与自由接近，但爱情却未必给人带去自由，别尔嘉耶夫早已提醒世人：“爱情可能是最大的奴役”。 在《甄嬛传》中，皇宫内的两性资源严重不合比例，皇帝哪怕是一介平民，坐拥分配“侍寝”资源的绝对权力，贵为皇后、妃子的众女子也都只能俯首称臣，结果使帝王的宠爱自然而然地演变为一种极其隐蔽和有效的剥削形式。皇帝与嫔妃不存在两情相悦的基础，只有女性单方面取悦于、被悦于皇帝的命运，建立在平等和两情相悦基础上的爱情也因此失去了根基。尤其当“侍寝”变成女性获取一切有关衣食住行等明确现实利益的唯一途径时，爱情就更被工具化了。甄嬛纵有“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初衷，随着她参与宫斗的主动性和激烈程度的升级，她那披上神圣外衣的爱情宣言很快消融，“侍寝”显露出了其具有剥削本质的真面目。《甄嬛传》破除观众对纯真爱情的向往，事实上，它传递的两性核心信息不是爱情，而是被宠幸与被承认，女性最终被认可的只是赤裸裸的性资源与单纯生殖机器的价值。

    《甄嬛传》中异化的不仅有爱情，还有亲情。皇帝因为一嫔妃的“美色”不足，连带不爱这名嫔妃所生之子，居然几年不见亲生儿子一面，令无辜的小阿哥倍尝人间冷暖。皇帝为政治利益嫁妹于年迈的准格尔汗，令亲妹妹痛不欲生。甄嬛的亲妹妹也因为嫉妒姐姐的美貌与幸运，竟然替甄嬛的“劲敌”华妃充当“内鬼”。剧中亲子关系、兄弟关系、姊妹关系，无不竞相扭曲，人间真挚的亲情被一一抹杀。

    剧中所有嫔妃均以“姊妹”相称，但她们之间的实际关系却势同水火，看似要好的嫔妃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盟友。盟友当然是以利益为首要考量，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是也。考察甄嬛真正的朋友，只有两名：老早对皇帝冷了心的眉庄与年幼即遭非命的淳儿。眉庄一心侍奉太后，这就意味着有靠山，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益的权力资源；淳儿尚未成年，对甄嬛言听计从，易被拉拢和指使充当前锋。不构成竞争、有利用价值，这就是甄嬛所能给予友谊对象的条件。眉庄、淳儿之于甄嬛，正如安陵容之于皇后、曹贵人之于华妃等，剧中的友伴们无不是借友情之名，依各方势力与利用价值为根据形成的利益共同体。

 二、女性的异化

    阿伦特认为，一种权力得以维系需要依靠两种力量：一是暴力，二是公众默认，公众默认比暴力的作用更隐蔽和持久。在父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实施的长期统治，令大多数女性容忍并习惯于这种受支配的地位。《甄嬛传》中的女性对皇帝不经反思的顺服、对宫廷等级秩序无条件的绝对妥协，使被异化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的两性关系及其他各种人际关系，成为了理所应当。如果说古代闺怨诗中的怨愤显示出了早先女性的觉醒，因而具有进步意义，那么在这部由迈进新世纪的今人所拍的电视剧里，女性被塑造为对男性的绝对盲从和放弃反抗，则是一种女性意识的显著倒退。

    《甄嬛传》重构了一个男性处于绝对主宰地位的世界，强化以女性的绝对服从为特征的内在秩序，剧中两性关系的实质是占有者（皇帝）与被使用物（嫔妃）。在这种以“主宰--服从”为特征的秩序中，电视剧反复强调女性（嫔妃）取悦于男性（皇帝）的必需性与正义性，为两性的不对等关系做了大量日常化、正常化的铺陈。嫔妃们不仅要为悦己者“容”，甚至应当为悦己者“生”，嫔妃完全按照皇帝的喜好与理想开发和展现各种技能与才华。女性的真实自我被遮蔽了，女性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并以悦己的目的生存。对嫔妃而言，任何才情如果不受外在评价的承认，就不配称作才情。女性变成了客体，以可能“被发现、被使用”的物的拟态形式去完成自我塑造，嫔妃们的“奋斗史”也就是女性将自我彻底“他者化”、“客体化”的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将《甄嬛传》比为宫廷版的《杜拉拉升职记》完全不合适，因为后者中女性的自尊与觉悟、独立与自强远不是伪女性视角的《甄嬛传》所能企及的。

    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是被父权社会“建构”而成的。这种“建构”依赖传统社会的两性观念，作为社会观念载体的文艺作品，其中被反复强化的典型女性形象，正是由男性按照自我理想塑造的女性模型。《甄嬛传》大量铺排外表美貌、（对男性）行为顺服的物化形态的女性典范形象，其间表现的所谓女性内心和女性之间的世界，不过是一种站在“伪女性”立场上对男性逻辑与父权框架的重申。争风吃醋的嫔妃们不过是一群被囚于皇宫里、对主人百依百顺、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性奴。正因为如此，毫无性别自觉与反抗意识的嫔妃们，她们遭受的痛苦不具有悲剧感染力，她们的个别成功也不具有喜剧效力，她们相互间的倾轧与阴谋斗争更不具有革命性、现代性或积极现实意义。

    “每个女人内心其实都有一个后宫梦”，此话出自电视剧原小说作者、编剧、80后的流潋紫（笔名）之口，对于今日号召进一步女性解放的女性主义者未必不是晴天霹雳，也不禁令人感慨：中国女性的自省与自我超越之路还有多长？

 三、人的异化

    《甄嬛传》塑造了一群人人相害、人人自危、行为极其丑陋的嫔妃、宫女、太监，但几乎没成功塑造出一位令人欣赏的“人”。剧中人几乎每一个的手上都沾染过鲜血。试看宫廷中这些人做过的事：直接的暗杀就有好几回（如推人溺水），各式各样的香料投毒被众人所倚重（上至帝、后，下至妃、嫔、贵人、常在、宫女都很常用），有的巧妙地借刀杀人，也有的自施苦肉计，还有不计其数的打小报告、诬蔑、造谣生事（许多这类言语导致了死亡事件），甚至有散布传染病这种危及公共安全的举动，而利用巫术整人这类无实际效用的小儿科计谋则遭到了无情的耻笑。嫔妃当中，就算没有过实际行动害人的，也都善妒、心胸狭窄，都用“风刀霜剑”似的冷言冷语无情地伤害过同性，甄嬛本人就用“人彘”的故事恐吓一名贵人并令她变成了疯子。“人”在《甄嬛传》中是缺席的，花枝招展、锦衣玉食的嫔妃们却像一群相互撕杀的嗜血野兽，人的高贵、人身为万物灵长的卓尔不群被无限贬低。

    萨特认为人与万物的区别在于，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也能够为自己的生命选择意义——此人之为人的基本要义。在《甄嬛传》中，甄嬛陷入复杂阴谋的原因为电视剧归咎于外在的严酷生存条件，勉强为她行为的“合理性”给出了一个解释，却否认了个人的选择，否认了宫廷里除“争宠”之外任何生命价值、生存意义的可能性。电视剧为主角甄嬛立传，将她的人格变质与诸种犯罪行为的责任尽数推卸给环境。孰不知甄嬛身陷的环境正与他人相同，为甄嬛开脱也就等于为他人开脱，甄嬛既然是无辜的和迫于无奈，他人又何尝是生来就恶贯满盈？否认自我选择、逃避责任担当，未得势时逆来顺受、自甘卑贱，一朝得势则恃强凌弱、以势压人，这正是奴隶的典型作为。《甄嬛传》中的全部斗争，借用鲁迅的一句话，不过就是奴隶们为“坐稳奴隶位置”时的积极顺服于规则和“想做奴隶而不得”时的消极听命于运势。

    艺术能够让人在不幸与悲哀中看到人的独立与担当，在孤独与苦难里欣赏人的自由、自主与自省，在卑微与毁灭中感动于人的气节、风骨与创造力。每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都应当传递属于这个时代的人类精神与价值观，并将这些精神与价值观融入到人物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伦理的叙述中，而不是相反，沉溺于落后历史并停滞不前。《甄嬛传》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具有健全人格，却反复呈现人性自私的原欲与其中诸多的阴暗面，塑造出一批迷失自我生命价值、泯灭人性以换取个人利益、以权力的认可标识自我成就、以自辱的奴性替代自主与反思的中国人群像。电视剧中变质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仅是对女性的误导，更是对人性的丑化、扭曲与异化。不是靠自我的完善实现自我解放（哪怕只在精神层面上），而是仰仗权力的恩典挤压和掠夺更下层的被剥削者，这样的主人公及其行为居然被标榜为“个人奋斗”且受到赞许，简直令“个人奋斗”一词蒙羞。

 四、是非颠倒与道德法治混乱

    用皇帝的个人喜好决定众人对食物、服饰、妆容、谈吐的品味、甚至人物才情的价值判断，《甄嬛传》无异于是在鼓吹君王论与权力至上主义。既然一切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服从君臣关系，一切人物臧否、是非正义皆由独夫定夺，主观意志决定客观，无监督的极权凌驾于理性，皇帝偏听偏信、嫔妃盲听盲从，其必然结果就是是非观的混淆和正义观的颠倒。

    是非不清的结果是道德界线的不明。《甄嬛传》中发生过一次波及宫内和整个京城的时疫传染事件，在这个民众生死攸关的时刻，温太医全力以赴研制治疗时疫药物的动力，竟然不是来自作为医生的基本职业操守或者救人于难的道德天性，而单纯是来自他爱的一个女人（当然是甄嬛）的嘱托，温太医因为受甄嬛所托才努力开发新药！这样的剧情安排也许传达了温太医对甄嬛感情的真挚，更增加了甄嬛强大魅力的说服力，但却是以人性的贬值、职业操守的沦丧、社会道德的贬值为代价的。

    《甄嬛传》将社会的一大痼疾“信任危机”放置到剧情中，并加以放大。电视剧中，人与人之间的每一句言辞都可能暗含讥讽，每一次关怀都可能包藏祸心，每一回交往都可能意味着新的阴谋。《甄嬛传》暗示人和人之间的绝对不可信任，并将这种不信任扩展到对微观的人际环境和宏观的整个外部世界的评价中，电视剧虚构出一个缺乏最基本诚信的极度不道德社会，显示出制作者对于世界比较片面和偏狭的认知观点。

    以人治取代法治，令犯罪者心存侥幸，是对犯罪者与犯罪行为明目张胆的鼓励。在后宫里，犯罪率相当高，惩戒度却相当低。犯罪者是否受惩戒，应受何惩戒，并不取决于名存实亡的规矩或旧例，基本只取决于皇帝一时的心情与偏爱，这直接导致了嫔妃们仗着自己“正在”受宠（宠爱具有时间效应，应当及时加以利用），就可放肆地加害于人。如果说后宫像一个犯罪的巨大温床，那么《甄嬛传》则是一部教唆嫔妃们犯罪的大百科全书。无论《甄嬛传》的主角和配角们有何借口为她们的所作所为辩解，她们所采用的手段的非正义性甚至邪恶性都令原本可能正义的目的丧失了正义价值。

五、伪现实对现实的侵凌

    电视观众对宫斗剧、对《甄嬛传》的迷恋，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对选秀节目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模式的追逐具有很大相似度，毕竟，一夜“侍寝”除了分享皇帝的性资源，更带来荣华富贵、权力地位这类相当丰厚的附加值，自然比现实中靠个人奋斗辛辛苦苦一辈子来得容易和更让人过瘾。西尔弗斯通说：“随着电视成为感觉体验的新类型，社会或文化便使它无所不能并且不受拘束。电视观众是电视的奴隶，受制于有着变革力量的传播媒介。”电视剧用虚构情节的方式建构一个将想像与现实加以混淆的所谓真实世界，令观众经历和体验虚拟世界的生活，并从中获取具有相似性、同质性的生命经验。

    观众长期观看电视剧的过程，正是无意识间接受电视的思想驯化和征服的过程。《甄嬛传》被预设为确定的和既有的历史时段、现场与人物（清朝、宫廷、雍正），用仿真、精致的场景、服装、道具还原历史细节，重新生成的虚拟文化形态掩盖了文化的真实面貌，虚构情节体验混同了观众真实存在感，伪现实进而与现实相交集，并使观众不自觉地被整合到一个本质上的“伪现实”中。

    “电视观众”和“社会公民”这两个概念通常出现在不同情景下，但当人们群体性地在电视机前发生情感态度的变化和价值判断的偏移时，“观众—公民”身份却又必然合一。身份合一的结果或许是两方面的：一，坏的方面，《甄嬛传》中伪女性主义视角、厚黑学与权谋论、浓厚的权力至上思想、人治意识侵凌并渗透观众，对当下现代公民精神培育形成一次严重挑战；二，好的方面，《甄嬛传》诱发观众对人性中贪婪、软弱、残暴本性、封建历史残余与传统文化偏误进行一次群体性的反思——不失为功德一桩。